学诚法师访谈录:以大乘精神回应时代命题(之一)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新浪微博

学诚法师访谈录:以大乘精神回应时代命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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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四年,中国佛教协会(下称中佛协)在北京成立。从此一个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横空出世,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团结,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胜因缘。在随后的弘法护法历程中,中佛协始终站在引领中国佛教发展的潮头,成为荷担如来家业的中坚力量,并在风云变幻中走过六十年。六十年里,中佛协在“忍辱”与“精进”、“破旧”与“立新”中艰难地寻求前进的智慧,有欢喜亦有彷徨,有掌声亦有唏嘘;一路走来,虽跌宕起伏,但在高僧大德的带领下,中佛协始坚持向两序大众释放正能量。在中佛协创会六十周年之际,大公报记者史利伟独家专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

 

8月26日,中佛协成立6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摄影/桑吉扎西

 

弘扬大乘佛法精神 践行人间佛教思想
  记者:1953年中佛协于北京成立,如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里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中国佛教的发展亦跌宕起伏。您如何看待中佛协在这六十年里,对中国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这六十年里中佛协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学诚法师:伴随新中国的诞生,中佛协于1953年6月3日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全国各省、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信徒共同发起、共同参加、共同组织的全国性佛教团体。
  中国佛教经过明清时期的整体衰落,以及鸦片战争以来国内持续一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乱,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没有组织,无法维持”。加之尽管当时中央对宗教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但基层宗教问题被错误对待的事件屡屡发生;佛教界内部对于当前局势、自身处境及生存方式的认识深浅不一、千差万别。因此急需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联系全国的佛教徒,维护佛教界的整体利益。中佛协便是在此背景下成立,因此在成立之初,佛教所面临的,首先是自身能否在新中国的社会体系中继续生存,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这一时期,因为中佛协赵朴初等老一代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采取对策,并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支持佛教,使中国佛教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环境下,确立了正确适当的生存方式,并得到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佛协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入手,与日本、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佛教界多次互访,还曾出访泰国和蒙古,这些成功的对外交往,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为佛教未来发展开拓了空间。其中,1963年中佛协和日本佛教界人士共同发起的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活动,在日本曾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热潮。
     中佛协还与政府密切配合,为宗教界自身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195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由中共中央提出,作为“宪法草案讨论新编直属小组”第三组(无党派民主人士、宗教、少数民族)组长,朴老直接参与草案修订。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的自由”一条,朴老删除“和信仰宗教的自由”几字,在此条后单独建立新条目:“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即如今实行的1982年《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一句的表述方式(文革以后又参与了对此条目所进行的进一步补充与修订)。
  这一时期,为了让广大佛教徒转变观念,更好地融入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佛协还大力开展了对全国佛教徒的团结、教育工作。“通过这方面的共同努力,……几年来全国各地佛教徒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实践,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建设工作和个人的宗教修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很好地协调起来的。不仅如此,通过社会实践,佛教徒们才能更深刻而亲切地体验‘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大乘积极精神;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理想,才不再是徒托空言,而是普遍地见诸实际。各地的佛教徒,大都一方面是佛陀的虔诚的弟子,一方面又是爱国守法的公民。”(赵朴初,1962年,《中佛协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同时,佛教教育、寺院建设、文物整理、经书期刊发行、海外联谊等事业亦在此时得以有力开展。
  十年浩劫期间,中佛协工作基本中断,1972年起,开始部分恢复。是年,赵朴老上书周恩来总理,从对外交流的角度提出对国清寺、鉴真像、金陵刻经处,以及当时少量对外开放寺院的保护建议。
  为了恢复在十年“文革”中受到冲击和破坏的中国佛教,1977年11月朴老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开放寺院、培养佛教专业人才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1981年在《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体会》一文中,朴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基本理论的角度,全面反思了当时一些人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思想,厘清了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的误解和曲解;从宗教存在的基本社会特征(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入手,阐述了宗教工作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从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对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主张。高超的理论水平和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使文章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这期间,中佛协为恢复首批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以及解决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难题而殚精竭虑。同一时期,中佛协还明确地将“人间佛教”思想确立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根本方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佛协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各项佛教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想从根本上重新振兴佛教,必须大力推进律制建设。因此中佛协开始了对规范传戒工作的逐步推展。1994年中佛协为了纠正滥传戒的不良现象,刹住制作假戒牒的歪风,制定并颁布了《传戒管理办法》,同时报国家宗教局备案,以规范对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法会的统一管理。同时配套开展了一些列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此外,从2006年起,由中佛协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界举办的第一个世界佛教盛会,也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宗教大会,受到世界佛教界的充分肯定,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佛教的地位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十分重大。
   对于中佛协的主要贡献,朴老曾经谈到八个方面,如今看来依然明确而中肯:一、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增强民族团结、佛教徒内部团结、佛教与其他兄弟宗教的团结、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密切了佛教徒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三、引导和推动佛教徒参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四、指导和推动佛教团体、寺院加强自身的管理与建设,端正道风、学风。五、举办佛教院校,制定发展佛教教育规划,提出教学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佛教人才。六、建立佛教文化机构,积极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出版流通佛教书刊,发掘、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保护佛教历史文物。七、开创和发展了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华人佛教界的联谊活动。八、发扬中国佛教国际交往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未完待续) 

转载自:《大公报》2013年09月10日 星期二 A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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